与艺术家王智远谈作品《独裁者培训中心》

 

Michelle Wang（MW）：

你在澳大利亚生活和创作了很长时间，后来又回到中国，并在两地之间来回穿梭。我很好奇：你在完成硕士学习后回到中国，这对最初创作《教撒谎》有怎样的影响？即使到今天，这种两种文化之间的迁移又如何持续影响你的创作？你被描述为拥有“见证式的实践与对‘中国性’的思考”，这个说法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 

王智远（WZY）：

谢谢你提出这些富有思考的问题。

1989年底，我从北京来到悉尼。11年后，2001年底我又回到北京。在那里生活了18年后，我于2019年重新回到悉尼至今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有幸经历了两个重大的历史机遇：第一个是“改革开放”之后中国艺术家出国浪潮。那时正值西方全球化高涨阶段，海外中国艺术家享受到了被接纳和“融入”的红利。第二个机遇是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开始，直至2018年前后，这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“融入世界”最好的时期。而我恰好在那段时间生活在北京。不幸的是，这一切现在已经成为过去。

​

这些年中，我分别在澳大利亚与中国生活和创作。最深刻的体会是：在澳大利亚（以及更广义的西方世界），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陌生（我32岁来到悉尼），我相信几乎所有移民艺术家都很难真正融入当地生活（就像小说家米兰·昆德拉所描述的那样）。更别提“介入”其中了——我们最多也只是“局外人”。因此，中国艺术家（包括我自己）常常采取一种策略：内容上引用中国传统元素（传说、经文、中草药、图腾等），形式上则靠拢西方主流艺术风格。这样作品看起来既“新鲜”又区别于本地艺术家。例如，我1998年的作品《一生二》共七件，被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收藏；2000年的毕业作品《碎片》，共40件，被昆士兰美术馆 | 现代艺术馆收藏。这些都是这种“混合策略”的产物。

然而，2001年我回到北京后，情况彻底改变。作为一个汉族人生活在以汉族为主的国家，不再存在“多元文化”的问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语言和文化的深入让我自然地产生了情感连接，也真正能够参与现实环境。于是就有了2005年面向现实的作品《教撒谎》。

将我在悉尼与北京创作的作品对比是件有趣的事。在悉尼，我的作品往往包含中国或东方文化的元素与符号；而在北京，这些元素几乎不存在。前者遵循了西方“多元文化”的战略，后者则是直接面对所处的现实环境。

​

我在北京的那些年里，除了《教撒谎》，我的作品几乎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：什么是“在地性”？例如，2013年的作品《取暖》（非市场流通）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探索。从现代艺术到当代艺术，中国艺术家几乎一直处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——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材料上。我认为，关键在于把所学转化成自己的语言，使作品能够嵌入本地问题和环境之中，甚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这就是“在地性”的意义，也是我认为艺术得以生存乃至繁荣的根本。

​

MW：

你如何看待悉尼艺术界中像Passage这样的小型画廊或介入行动的存在？更广泛地说，你对当代澳大利亚艺术与社会有何看法？有没有什么让你感到兴奋的，或者你更批评的方面？

​

WZY：

作品—画廊—市场的循环，是全球艺术界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都熟悉且接受的结构。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。但其实早在2005年做《教撒谎》时，我就已经想走出这个循环。当时只是隐约感觉到，这个艺术体系已变成一个自我封闭、自我娱乐的小圈子。我觉得自己需要“跳出去”，但去哪里？还不清楚。不过自那以后，我的很多作品其实都是在探索这个方向。

去年5月，我收到了Passage Gallery的邀请。在了解他们以往的展览之后，我很高兴，感觉这个空间也想跳出那个“封闭的圈子”，仿佛找到了新的朋友。

​

MW：

你如何与Passage Gallery合作策划《独裁者培训中心》这个展览？你为什么选择在现在这个时候“重启”《教撒谎》？这个新标题又意味着什么？是对作品本身的转变，还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回应？

​

WZY：

2005年的作品《教撒谎》与这次的《独裁者培训中心》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题材，作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原作中，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作品里，这其实是一种“个人玩笑”。而这次的新作，是我与Passage Gallery的几位组织者一起完成的。他们帮助搭建了装置，并持续维护一个与观众沟通的平台。作品上的联系方式是画廊的，而不是我的。这让我非常兴奋，因为这表明我已不再关注所谓的“作者权”。

因此，与其说这是我的作品，我更愿意说，我只是提供了一种艺术“形式”。最终完成的，是一个真正的集体作品，这让我非常高兴。事实上，我希望这一形式可以被许多人重复使用，在不同地方教授不同的“课程”。这正是艺术的潜力所在——重新进入人们的生活，并承担起其他领域无法承担的角色：促成真正的沟通。

我们正处在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时代。

​

在微观层面：手机和个人媒体的普及，使人们只接收到自己喜欢的信息。好处是“个性化”，坏处是“碎片化”——每个人的信息来源不同，结果是对话变得几乎不可能。朋友、夫妻、父母和子女之间——往往只能争吵。每个人似乎都成了“小独裁者”——都相信“我是对的”。

在宏观层面：我们正处于“后全球化”时代，民粹主义在各地愈发明显，往往通过媒体操控而发生。这为独裁者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极端分化只会加剧。

​

“独裁者培训中心”就是希望提供一个空间——让人们可以谈论、分享、反思，在当下这个背景下，“独裁者”究竟意味着什么。